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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公:西周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思想家

2018-10-23 06:39:48 月读2018年9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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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一

东汉末年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曹操的《短歌行》中有一名句:“周公吐哺,天下归心。”周公吐哺,讲的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为了招揽天下贤才,在吃饭的时候,听到有人求见,立刻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,前去迎接客人。曹操的这句话表达了他要像周公一样礼贤下士,从而使天下的英杰真心归附。那么,历史上的周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,他的事迹对后世又有哪些影

响呢?

助武王灭商

周公,姬姓,名旦,周文王之子,周武王之弟,因其采邑在周,故称周公。

周族大約在夏朝末期就已经在我国陕西、甘肃一带活动,只是当时其生产力十分落后。后来,周族在古公亶父的率领下,迁到岐山之下的周原(今陕西岐山、扶风一带)。周人在这里安居下来,开垦农田,建立祭祀祖先的庙堂,修筑城郭,设立官职,经济进步得很快,势力逐渐强大。《诗经·鲁颂·宫》说古公亶父“居岐之阳,实始翦商”,意思是周人在这里奠定了灭商的基础。

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,周臣服于当时的商朝,成了商的属国。到了古公亶父的孙子姬昌(即周文王)的时候,周虽然继续臣服于商,但其势力已经较为壮大了,这引起了商朝统治者的不安。商纣王怕文王造反,就找了个借口把他困囚在羑里(今河南汤阴)。幸亏文王身边的大臣有见识,知道纣王喜好美女和奇珍异宝,于是用这些贿赂纣王,才将文王救了出来。

文王知道此时周的实力还不足以与商朝对抗,于是他改变策略,表面上对纣王百般顺从,暗中却积蓄力量。他趁纣王征讨东方各族之机,攻打周围的小国,扩大了自己的领地,并把都城从岐山迁到丰(今陕西西安附近),从而为武王灭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周的势力在蓬勃发展,商朝却迅速地腐败下去。纣王连年战争,劳民伤财,他还大兴土木,建造了许多宫室,加重了百姓的负担。有一个成语叫“酒池肉林”,说的就是纣王生活的腐败奢侈。这样的王朝,只有走向灭亡。

只是,文王没有等到灭商的那一天就去世了。他的儿子姬发继位,就是周武王。除了武王外,文王还很喜欢他的另一个儿子,就是周公。据记载,文王时,一些诸侯前来拜见,文王便向年幼的周公咨询如何应对这些人。据实而论,周公乃一介幼童,文王没有必要向他咨询政务。文王此举意在考验周公,以培养其独立思考和处理复杂政治事务的能力。结果,周公回答得很有条理,立刻得到了父亲的认可。

武王继位后,周公便成为他的得力助手,二人与其他大臣一起谋划,开始了“翦商”的大业。

后来,武王和周公一起到了盟津(今河南孟津)。据史书记载,当时有八百诸侯背叛了商朝,赶到盟津会盟,和周站在了一起。这些诸侯都说商朝现在可以打倒了,应该发兵。而武王深思熟虑之后,认为时机还不成熟。其实,武王心里有数,他要等纣王完全被孤立的时候再出兵,这样一战就可取胜。

商朝的统治越来越腐败了,纣王更是残暴不已。大臣比干进谏说:淫乱不止,随便杀人,这样做是要亡国的。纣王愤怒地说: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,今天我就要看个究竟。于是下令杀了比干,挖出了他的心。另一位大臣箕子看到这种情形,大失所望,便装疯卖傻,想离开朝廷,结果被纣王扣押了起来。朝中还有一些重臣如太师疵、少师等见商朝已不可救药,纷纷投奔了周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是这样记载的:“纣昏乱暴虐滋甚,杀王子比干,囚箕子。太师疵、少师抱其乐器而奔周。”

武王得知这些消息后,知道伐纣的时机已经成熟。于是,由周公和姜尚辅佐,武王率军大举进攻商朝。

兵到牧野(今河南汲县),距离商朝都城朝歌(今河南鹤壁南)只有七十里,武王同各路诸侯将士举行了一个誓师大会,在誓词中宣布了纣王的四大罪状。此时,商朝的大部分兵力都在征伐东方各族的战场上,一时抽调不回来。为了抵抗周的军队,纣王把大批奴隶和战争中的俘虏武装起来,迅速赶到牧野。这些人对商朝早已心怀怨恨,战场上纷纷倒戈。牧野一战,周获得大胜,纣王兵败自杀,商朝灭亡。于是,一个新的王朝—周朝建立起来。

辅政成王与平定叛乱

灭商以后,如何治理天下成为武王日夜思虑的大事。周公提出了一套安抚民心、宣扬仁德的政策,得到了武王的采纳。他们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,释放被囚禁的箕子,修葺被纣王杀害的比干之墓,打开监牢释放被囚的百姓,打开府库散发财物、粮食以赈贫救饥。同时,武王还派其弟管叔、蔡叔、霍叔在殷都附近建立邶、鄘、卫三国以监视武庚,史称“三监”。这些措施深得民心,周灭商后纷乱的局面趋于稳定。周公的施政策略充分显示了他杰出的政治

才能。

然而,周朝建立没多久,武王就得了重病。周公为此还设坛祷告,为武王祈福。但这一做法也无济于事,武王不久就病死了。

武王死后,他的儿子成王继位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说:“成王少,周初定天下,周公恐诸侯畔周,公乃摄行政当国。”也就是代成王执掌政权,成为周朝实际上最高的统治者。应该说,周公摄政其实是受武王之托,因为武王对周公的才能有着深入的了解,况且周朝初立,形势极不稳定,更需要周公这样的人出来稳定政局。然而,周公的这个做法让负责监视武庚的管叔和蔡叔很不满意。原因在于,文王的长子早死,次子是武王,三子是管叔,周公排第四,按照这个顺序,管叔是哥哥,周公是弟弟,要摄政也应该是管叔有优先权。所以管叔表示不服,蔡叔也是这个意思。他们散布谣言,说“周公将不利于成王”。为此,周公还特别向姜尚和召公做了解释。

事情还没完。被征服的殷人和东方各族的贵族们也在等待时机,准备复国。他们听说武王已死,成王年幼,便认为时机已到。曾经附属于商朝的奄(今山东曲阜)、蒲姑(今山东博兴)二国国君唆使武庚反叛。于是,武庚便联络奄、蒲姑以及淮水下游的淮夷,积极准备复辟战争。

管叔、蔡叔反对周公摄政,但他们需要帮手;正巧武庚这边准备叛乱,于是管叔、蔡叔、武庚就联合起来,发动了武装叛乱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记载说:“(周)公乃摄行政当国。管叔、蔡叔群弟疑周公,与武庚作乱,畔周。”

叛军声势浩大,新生的周朝政权受到了严重威胁。在这种严峻形势下,周公决定亲率大军东征,以平定叛乱。在平叛战争中,周公团结内部,采取军事攻势与政治争取并举的谋略,以及先弱后强、各个击破的作战方略,首先以重兵沿武王伐纣路线击溃武庚所部,后攻占管叔、蔡叔的领地,杀武庚,诛管叔,放逐蔡叔,贬霍叔为庶人。随后,周公率兵向东南,采取先弱后强的方针,一举攻灭了参加叛乱的十余个小国;最后挥师北上攻奄,迫使奄国投降,随之,蒲姑也表示降服。至此,历时三年的平叛战争胜利

结束。

周公东征平叛的意義很大,它挽救了濒于颠覆的新建王朝,稳定了周初的政局,避免了历史再次回到商朝末年那种纷纷乱乱的局面。此外,周公东征扩大了西周的统治疆域,使其控制地域东达于海,东北到今河北北部,南达淮河流域,这为后来的大规模分封创造了条件,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。再有,周公东征还向东方和东南方传播了华夏文化。而就周公个人来说,他在危难之际,以周室利益为重,不顾个人安危和得失,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和摄政大臣的责任和担当。

营建东都

历史上的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间段,所谓的“西”“东”是以其都城位置决定的。西周的都城在镐京(今陕西西安附近),称宗周;东周的都城在洛邑(今河南洛阳附近),称成周。而洛邑的营建就是周公计划和实施的。

周公东征平叛后,商朝的一些贵族成为俘虏,因为他们反抗周朝的统治,被周人称为“顽民”或“殷顽”。周公知道他们不会甘心臣服,而且被征服的东部小国的统治者也会找机会反抗。所以,必须要防范他们。周公的策略是:分化利用,以殷制殷,武力监视,施以笼络。为实施这一政策,周公决定营建洛邑。

当时,周朝的都城镐京偏于西部,而洛邑为当时“天下之中”,可以更加有效地控制东方。从史籍记载的情况看,周公营建洛邑,一切都按礼仪去办,毫不懈怠。洛邑建成后,迁殷“顽民”于此,以便加强对他们的统治。

周公吸取商朝灭亡的历史教训,从商朝的刑典中选择一些条款来约束殷人,并说:如果你们不听命令,就将你们关起来。我可以警告你们三次,如果还是不听,我就会惩罚你们。同时,他又说:如果你们能服从周朝的统治,在洛邑长久地耕种你们的田地,我们就会赏赐你们,还会选择能勤勉办事的人到王廷中来

做官。

这种政策很快收到了效果,殷人逐渐臣服于周朝。

东都建成不久,成王已经成人,周公便不再摄政,而是让成王独自理政。成王在镐京,由召公辅政,专心治理西方;周公留在洛邑,管理东方事务。

应该说,洛邑的营建本是出于政治统治目的,但它也加强了西周王朝与东方各族的政治经济联系,“成王合诸侯城成周,以为东都,崇文德焉”,周王室向东方诸侯宣扬文治德政,“四方民大和会”,四方诸侯来新邑朝见,为王室效劳,洛邑成为联系东方各族的政治经济中心。

大规模分封

分封是周朝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,也是维护周朝统治的重要方式。

分封并非周公所发明。周武王灭商后,面对西周统治区域突然扩大,要实现对新占区域的有效统治,最好的办法就是分封诸侯。据《左传》记载:“昔武王克商,光有天下。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,姬姓之国者四十人。”其中包括封周公旦于鲁,封召公奭于燕,封姜尚于齐,封黄帝之后于蓟,封纣王之子武庚于殷故都等。

周公东征后,周朝统治区域进一步扩大,于是他将分封推向高潮。《荀子·儒效》记载:周公“立七十一国,姬姓独居五十三人”。《左传》也记载说:“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,故封建亲戚,以蕃屏周。管、蔡、郕、霍、鲁、卫、毛、聃、郜、雍、曹、滕、毕、原、酆、郇,文之昭也。邘、晋、应、韩,武之穆也。凡、蒋、邢、茅、胙、祭,周公之胤也。”足见,西周时期大规模的分封是在周公摄政之时。

周公的分封是很有政治远见的,比如他封自己最信任的弟弟康叔为卫侯,建立卫国。卫国地理位置优越,周公赋予康叔的权力也很大,为的就是让他监视和管束周边的诸侯,特别是洛邑的殷人。康叔上任时,周公特别嘱咐他说:你要竭尽全力去治理,不要贪图安逸享乐。你的任务是把周朝的事业发扬光大,安定殷民。执行刑罚时,一定要慎重。从结果看,康叔没有辜负周公的嘱托,控制了难以平定的商朝贵族。

周初的大分封巩固了西周的统治,对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,同时有助于华夏文化向四方的传播。

周公的治国理念及其影响

通过上面的叙述,我们可以知道,由于成王年幼,周公摄政当国,这期间他东征平定内乱,营建东都,进行大规模分封,使周初的统治秩序趋于稳定,体现了一位政治家的风范。此外,周公还是一位思想家,他的治国理念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。

周公治国的核心思想是“敬天保民,明德慎罚”。需要指出的是,这一思想并非周公的独创,而是来源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周文王这些圣贤。周公是在实践中将其升华,最后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,作用于后世的。

首先说“敬天保民”,这反映了周公的人本思想。

在如何看待天、人关系上,周人无疑比殷人更加理性和进步。殷人迷信上天和鬼神,商王事无大小,都要占卜。可以说,殷人的世界观是绝对的天命论,认为人间一切(包括国家的兴亡)都是由天决定的。天神的权威是绝对而神圣且无可怀疑的。据《尚书》记载,西伯灭黎之后,形势对殷商很不利,而殷民又不安定,纣王的大臣祖伊害怕了,就问纣王该怎么办。纣王却回答说:“呜呼!我生不有命在天。”这句话生动刻画了纣王迷信天命的心理。绝对的天命观导致的结果是,纣王轻视人事,沉迷于酒色,穷奢极欲,搜刮压榨百姓,最终激起了百姓的强烈不满。纣王重天轻人,败德虐民,丧失人心,终至灭亡。正如《周易》所言:“汤武革命,顺乎天而应乎人。”又如《孟子·离娄上》所云:“桀纣之失天下也,失其民也;失其民者,失其心也。”

周公历经周邦由小到大、由弱变强、最终灭商的整个过程。他从周族的兴盛、殷商的衰亡中敏感地意识到,周之所以取得胜利,并不是因为周族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比商强大,而是人心归向和百姓的支持所起的作用。民众的力量、人心的向背在朝代兴替中的关键作用,迫使周公冷静地思考总结国家兴亡与人的关系。因此,周公开始怀疑天命,而将关注的焦点从“天”转向“人”,在治国时不仅要“敬天”,更要“保民”,唯此才能维护周朝统治的长久,实现“王以小民,受天永命”。

在《尚书·康诰》中,周公说“民情大可见”,以此告诫康叔要重视人民的意愿。又说:“肆汝小子封,惟命不于常,汝念哉!”谆谆教导弟弟康叔要时时记住,天命不是常在周家的。正是由于商朝惨痛的历史教训,才使得西周统治者越来越重视人民的作用,才发出“人,无于水监,当于民监”的感慨,才会有“民之所欲,天必从之”,“天视自我民视,天听自我民听”的认识。这种把“天命”与“民心”合而为一的思想,不仅是周公也是周人思想意识上的一大飞跃。

基于这一思想,周公主张宽以待民;提出重视商业,认为贸易能使城邑繁荣,改善人民的生活;同时重视手工业的发展。周公还进一步确立了农有时和农为本的国策,强调轻徭薄赋,照顾农民利益。中国以农立国,其政利于农,自然天下归心。周公还特别指出要“振乏救穷,老弱疾病,孤子寡独,惟政所先”,就是把关心贫穷孤苦的弱势人群放在施政的优先位置,体现了周公重民、保民、以民为本的思想,这在当时确实是难能可贵的。

周公重视人的作用,还体现在注重人才方面。周公一再强调要任用那些贤明之人,而不能用贪利奸佞之人。他还礼贤下士,招揽人才。关于周公招揽贤才的佳话历史多有记载。本文开篇说到的“周公吐哺”就是一例。《史记·鲁周公世家》记载:“周公戒伯禽曰:‘我文王之子,武王之弟,成王之叔父,我于天下亦不贱矣。然我一沐三捉发,一饭三吐哺,起以待士,犹恐失天下之贤人。”正是由于周公礼贤下士,才招揽了众多贤才为西周效力,从而促进了西周王朝的稳固兴盛。

其次说“明德慎罚”。

商朝因失德和酷刑而亡国,这使周公认识到统治者只有注重德行修养、谨慎地实行刑罚才能接受天命,使国运长久。因此他提出了“明德慎罰”的方针,应该说这是时代、社会的需要,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。

要实现明德,首先要求统治者加强自我道德修养,做到自我约束,自我克制,行为处事以“德”为标准,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。周公深知“皇天无亲,惟德是辅”,他认为只有有德者,才能推行德政,从而使“民宁”,保证天命长存。周公在《无逸》篇中,就告诫成王要勤劳,不要一味地贪图享受;要爱护百姓,励精图治;要以商代的几位贤王和周文王为榜样,做事严肃谨慎,常常反省自己。周公的教导很有成效,成王执政后兢兢业业,其后的康王继续执行周公的政策,使周朝的社会得到迅速发展,出现了“成康之治”的繁荣局面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称:“成康之际,天下安宁,刑错四十余年不用。”“明德”的第二层意义就是要教化百姓。周公认为老百姓经过教化就会善良安定,不加教导就不会善良,那么国家也就不会

有德政。

“慎罚”则是“明德”的一种表现形式,也是“保民”的一个举措。如何做到慎罚呢?周公提出了三点要求:一是刑罚主要不是看犯罪的大小,而要看犯罪的动机。明知故犯、坚持不改者,其罪虽小,也要严惩;如果是一时过失,并知道悔改,其罪虽大,也可不杀。二是审查供词时要慎重,应该多考虑些时日,详加分析,以避免错误的判断和量刑。三是对“不孝不友”的人施以重罚,对骗取声誉的贵族,也要施以重刑。做到了以上三点就是“义刑义杀”,就是慎罚。这是周公对殷人滥施重刑以致丧失民心进行反省的结果。

周公“敬天保民,明德慎罚”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。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的“宽惠柔民”的治国思想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和发展出来的。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核心思想“仁”,就包括惠、宽、敏、恭、信五德。孟子的仁政思想更是对周公德政思想的继承和发展。后来,汉代的恤刑制度,唐代“德礼为政教之本,刑罚为政教之用”的治国思想,也都是受到了周公治国理念的影响。直到今天,我们仍强调以人为本、任人唯贤,提出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结合起来,这同样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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